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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里美团纷纷“落户”上海,传递的信号很明显了……_杨浦区

发布时间:2020-10-10 14:30

国庆节刚过,上海就传来与阿里巴巴签约“落户”的消息,涉及三总部三中心,即支付宝总部、盒马总部、本地生活总部,以及阿里上海研发中心、新零售中心、蚂蚁科技中心。其中,支付宝总部就在浦东金融广场附近,已运营多时,据说人均设施面积让杭州总部的出差员工羡慕。

就在国庆节前,美团也与上海杨浦区签约,将其上海总部选址杨浦滨江。经过近一两年改造,杨浦滨江在景致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一带曾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,沿江遍布老的电厂、水厂、纺织厂、船厂等旧工业单元,现在这些厂房要么变成博物馆,要么废弃或被改造成休闲、商业与文体设施,沿江一带已通过骑行道与跑道贯通。概念上有点像北京798,但因为黄浦江的存在,让杨浦滨江的景致更加宜人。

阿里美团纷纷“落户”上海,传递的信号很明显了……_杨浦区

杨浦滨江眺望对面的陆家嘴

除阿里、美团,另一家巨头字节跳动的上海总部也在去年乔迁到漕河泾的新大楼。再算上成立于上海的拼多多、哔哩哔哩、携程等,以及在门户时期就已进入上海开设分公司的几家老牌互联网厂商,现在的“聚势感”很明显。

很容易想到的是上海对吸引新经济的决心和态度,比如大力支持蚂蚁集团办外滩大会,杨浦区自称为支持美团落地发展甘当“店小二”和“勤务员”,政策红利明显。而容易被忽略的一项重要因素是上海人才战略的变化,即2020届应届毕业生落户新政的推出。在“打分”规则基础上,新政将复旦、交大、同济、华师大这四所高校的本科应届毕业生纳入直接落户框架,几年前上海曾对清华、北大这两所的直接落户开了一个口子,这次相当于把范围扩大到本地著名高校上。

客观说,应届生落户新政与互联网公司扎堆“落沪”没有直接因果联系,但背后还是通的。《硅谷百年史:互联网时代》一书将硅谷创新的成功因素归纳为这么几点:知名的理工科大学扎堆,华人、印度人等移民人才的流入,活跃的风险投资人与法律圈子,对创业失败的容忍氛围,宜人的地中海气候等。可以看出,背后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,这是一种圈层效应。

北京能成为“中国的硅谷”,高校云集所能提供的智力资本及其形成的同学圈层,以及投资人圈层这两个因素也非常重要。套用在娱乐圈也说得通,除了艺术类高校的人才供给外,曾经由“大院子弟”构建的圈层就相当于互联网领域的投资人。相对而言,上海过去在两个这方面弱化一些,更多的优质毕业生流向了金融机构和外企,是一种集中在传统产业布局下的劳动力分配。而且,上海本身也不是一座圈层感很强的城市,更多体现在包容性与秩序上。

尤其是这种秩序感,让上海城市管理水平的高度在国内无出其右。这带来了行政与商业上的效率,沟通成本相对更低,政府办事规规矩矩,经济一体化战略走在全国前面。比如在“地方势力割据”的地铁app领域,支付宝能在华东十城之间实现扫码进出站互认互通,与理念上的开放进步有很大关系。

这种秩序和效率让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受益。互联网现在已不是鼠标+屏幕的时代,纯在线的空间趋于饱和,要更多走到线下,深入到传统产业中,同时给人以近距离的、能触摸到的体验感,这两年新型的零售体验店在上海开了无数。Costco、Aldi这些外资超市为何选择上海开首店,也片面解释了这些互联网公司为何选择上海做资源的重新分配。

另外,互联网的生态效应愈发明显,要在产业链、供应链上做深做透,从前端溯源到后端,需要与这个生态链条上的各个角色靠得更近。上海在半导体、ISV服务商、金融科技等依附性业态上相对更发达,这也成为吸引互联网大厂的一个因素。

虽然做这种归因分析总会显得片面,但可以说上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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